丁学良：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视野
序 言
这本小书——我坦陈，这些年来我只愿意写作小书，不想炮制大书。一是因为大书并不等于巨著；二是由于在这个出版物大爆炸的时代，厚厚的大书绝少有人能读完它的一小半——，收集了我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国内地和海外的大学与研究机构里、公共论坛上，以及主流报刊上发表的演讲、报告和长篇专题评论。假若只能选用一个最基本的主题来贯串它们的话，那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长过程——我把它称为“中国在经济上的再崛起”——之中的非经济问题（包括非经济性质的环境和后果）的观察和分析，而对这些非经济问题的评论大部分又都聚焦在“公平和正义”，简言之即“社会公正”的价值观之上。
因为过去二十多年里大部分的时间我不在中国内地而是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作研究与教书，所以我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个非经济问题的关切，更多的时候是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投射的。我在国外用英文对这些问题进行的研究和论述（本书并不是它们的翻译，因为读者对象不同），有些被西方的主要研究型大学的社会科学课程列为学习阅读物【诸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等。读者可以在这些大学社会科学的相关课程教学大纲（Syllabuses）的网页上检索到。】， 有些被外国工商管理界的投资分析用作参考资料【 参阅Mark A. DeWeaver， “‘Animal Spiri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ia TimesOnline， 21 September 2005. “Animal spirits” 一语来自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指投资者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 还有些被国际上的主要报刊用来发出涉及公共政策的警示【参阅Michael Richardson， “A Look Ahead 1999 Asia: Recession in Asia Brings Resistance to Opennes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国际先驱论坛报》)， 28 December 1998， p1 and p. 4.】。 我的这些英文的研究和评论，有时候甚至为我博得了被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称为“经济学家”的名衔【读者可查阅《经济学家》的一篇封面报道： “Special Report on China: In the Next Five Years， China Will Change as Much as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Economist， 8 April 2000， pp13-14; 以及另一篇国家专题报告： “Business China: Open for Business. What the Opening of China's B-share Market Really Means.”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12 March 2001， pp. 1-3.】。
但是我在美国读的研究生课程，并不是出自经济学系。我的专业是比较政治社会学，选取的研究方向即“亚领域”（subfield，它比“学科”和“专业”更小）则是“比较现代化”（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这是1980年代初和这之前的说法），或曰“比较发展”（comparative development，这是1980年代初期以后的说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比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极有助于清醒、理性、平衡和前瞻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尝试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在2005年11月中旬回答北京的一位记者的采访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参阅仲伟志：《丁学良澄清解释“五个论”》，北京：《经济观察报》，2005年 11月14日，第 37-38页。详见本书第六章。】：
丁学良：我们要用理性主义的精神看待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一种简单化的、非理性的倾向。比如，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它的首都出租车司机往往是大众中间信息最灵通的一个群体，同时也是最善于传播信息和表达意见的一个群体。我回国的时候，经常听到出租车司机发牢骚、骂娘，说“改革怎么样怎么样”了，他们都在车里挂着以前最高领导人的像。有好多次在出租车上我都跟他们讲，你呀要是认为今天的中国不如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的话，你知道不知道，过去你有开出租车的机会吗？那个年头卖几个鸡蛋都是“投机倒把”，就会被抓起来。你这样把“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像当菩萨挂着用来“避邪”，更会叫人拖去被专政八年、十年！
《经济观察报》：他也许会认为，要是没有市场化，就不用开出租车了，仍然会有饭吃。
丁学良：会有今天这样的饭吃吗？如果都会有饭吃，1959年到1962年的饥荒是怎么来的？一直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时候，每家每户还要发几十张的配给票证。
《经济观察报》：今天的很多网民都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
丁学良：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偏激的社会情绪是与大众没有历史感有关。没有历史感，没有比较的观点，就不会有公正的评价。理性主义也是一个植根于比较的观念，当你学会横的、竖的作多重比较后，就一定会变得更加理性了。
因此，我在这本小书里的中心论点，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的最大成就，是基本上摆脱了“短缺经济”的重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关于“短缺经济”的经典分析，详阅Janos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0)。关于“短缺经济”的形象化的民俗史实，参阅闻闽华、余京文：《不堪回首 百种票券》，广州：《同舟共济》月刊，2006年8月，第44-45页。】；中国在自此以后的时期里，必须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社会公正的有效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建立，这是一个更加艰难和富有挑战性的事业。因为二十世纪国际发展的比较经验反复地向我们昭示，对于一个社会和它的根本——人民来说，经济的短缺是困苦重重的，而社会公正的短缺则是风险重重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历史性的“再崛起”——这里“历史性的”是指一个跨越数世纪的曲线走势——，理所当然地意味着我们必须致力于驱除这两种形态的短缺。记得1998年初秋我在北京、1999年夏天我在成都作报告，讲述这类非经济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的约束的时候，一部分人以为我是杞人忧天，甚至是危言耸听。这些人似乎把GDP量的增长速度看作是一切领域里同质的福音；只要耳边鸣奏着这个福音，其他的警示都被一概拒斥。我非常欣慰地看到，近几年来国内上下越来越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非经济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方面【参阅英国Financial Times（《金融时报》）分局局长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发自北京的长篇报道：《胡锦涛2007年6月25日的讲话表示将推动政治经济改革》（中文翻译稿发表于《中国经济新闻》2007年6月27日）。该篇报道评述说：“胡锦涛先生强调将继续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政策，目前所有的中国政府官员都在使用这个概念。中国学者称，它代表着致力于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丁学良解释，与不惜任何代价增长的模式不同，科学发展观规定，经济发展政策应该更多地关注环境的与社会的成本。”】），越来越努力地把经济增长的模式置立于科学的、可持续的前提之下，越来越强调“公平”、“正义”、“公益”、“公正”的价值观念。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在全国各地的传达，这一系列观念将很快成为公众意识的焦点。我希望我的这本小书，能够对国内这类问题的讨论起到一点点“他山之石”的作用。
这本书中的章节，是按照内容的关联程度而不是写作时间的先后来编排的。特别要提请读者们注意的是，排在最后的那篇《当中国学生遇上西方概念——误解的三个根源》，在内容上自成一体，它是我于1997年春季在澳门大学的一场主题为“在东亚的高等院校里讲授社会科学”的国际研讨会——出席者均是在亚太地区高校里有亲身的正面和负面教学经验的教师——上的报告。中国内地很多的大学教师和研究生都曾经告诉我，该文对他们颇有助益。我把它收进本书，是因为它里面讨论的几个基本概念，都在本书的经验分析的章节里频繁地被使用着。如果读者对诸如feudalism， bureaucracy， authoritarianism 等——它们的中文翻译就是难度很大和富有争议的——这类概念在西方和中国的涵义之重要区别，已经非常的清楚，他们可以最后读这篇报告。否则，他们应该首先读此文，不然会有概念层次上的混淆，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
遗憾的是，我在为出版本书而整理过去的草稿时，已经挤压不出足够的时间来作系统的、全面的更新补充（这是指史料性质的，而不是指基本论点的更易）。比如像俄罗斯，最近三四年来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经济状况有显著的改善。【详阅“美国之音”（VOA）记者白桦2006年8月21日发自莫斯科的报道：《俄罗斯提前偿还外债欲成债权国？》。文章说：“由于石油收入滚滚涌入，俄罗斯提前偿还了前苏联遗留的绝大部分外债，下一代俄国人的包袱因此被减轻。至于节省下来的大约一百二十亿美元的利息费用，俄罗斯打算用来投资在本国的基础设施上。从今年的8月18日至21日，俄罗斯一共向巴黎俱乐部的十多个债权国家划拨了二百三十多亿美元，这意味着俄罗斯向巴黎俱乐部全部偿还了前苏联所欠的外债。”随着原油每桶价格逼近一百美元，俄罗斯的国内社会结构和国际战略地位还会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又比如印度尼西亚，目前已经告别了苏哈托政权，正在曲折艰难地迈向民主和法治。可惜我没有时间把这些重要的经验发展一一扩充进本书，不过这并不动摇我对它们在转型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那些严重的政治冲突、社会危机的分析和评论。本书的性质毕竟不是历史事实的记录，而是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切片”作政治社会学的解剖。我在我的第一本中文论文集的序言里就曾经说明，对于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和评论，“在这次收编成集的时候，我都没有做实质性的修改。道理很简单：它们体现的是特定的历史风云中，我智力上、心灵上走过的路。人生的路是不能回头重走的，不论你是多么地想。我应该把对自己过去作品的不满和羞愧表现在今后我将写的文字中，而不应该表现为对过去的作品进行‘整容’。至于那些存储了当时特定历史气息的表述形式，我就更不应该去触动它们了：它们的意义犹如化石”。【参阅《丁学良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这里我要对以下诸位当年曾邀请我去他们任职的大学、学院、研究所或论坛作演讲和报告的好意表示诚恳的感谢，我仍旧遵循自己的惯例，只提及他们的学术和专业名衔，而省去他们的行政职称：北京大学的吴志攀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徐显明教授、高浣月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姚先国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李强教授、沈原博士和该校经济管理学院的李稻葵教授，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乔依德研究员，原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茅于轼研究员、张曙光研究员、盛洪博士，原供职于澳门大学的阮大元教授、查道炯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懂得国际学术界惯例的人都明白，他们邀请我去作这些报告或演讲，当然不必为我这本书中所表达的任何观点负任何的责任。
过去的很多年里，我深深得益于同我在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同事Harold Crouch 教授和Ben Kerkvliet 教授的讨论——他们二位均是西方学术界研究东南亚政治与社会变革的领头人物，对我的启发极多。我更乐意在此表达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主席马秀丝博士（Dr. Jessica T. Mathews）的诚挚谢意。该基金会长期确立的宗旨——“民主的国际主义”（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意即各个种族或国家之间的事务应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来平等地协调解决，一切富有正义感的个人都应该运用他们的财力或能力来促进国际公正与和平），深为我本人服膺。能够在2006年9月至2008年8月期间被聘任为高级研究员（Senior Associate，这是该智库专家职称最资深的一级）参与该基金会——它是美国最早成立的非营利的主要智库，即将庆祝百年大寿——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项目，是我很珍惜的一个专业工作机会。这些研究项目的重点，一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日趋广泛的介入对世界局势的影响，一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多种挑战。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科菲·安南（Kofi Annan）博士从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上退休以后，全世界数不胜数的团体机构都欲恭请他出任要职，他只挑选了其中的两家，于2007年5月欣然出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一职。之所以如此，是他本人深深认同该机构的基本宗旨。顺便插一句，二十世纪最早的几届诺贝尔和平奖，有两次是授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领导者的。
本书中收集的几篇长篇访谈，有赖于几位资深记者女士和先生的认真且高效的劳作。有几篇演讲和报告，曾在以下的学术刊物上部分地或全文地刊载，这里特别向它们的编者致谢：《香港社会科学学报》、《清华社会学评论》、吉林《社会科学战线》、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国际经济评论》、《卡内基中国观察通信》（Carnegie Newsletter China Insight）。
从1997-1998学年开始，陆续有好几家中国内地的出版社或与我直接联系，或通过别人与我联系，希望我能够编辑这样的一本讨论经济发展过程中非经济问题的书，交付出版，以回应越来越多的人们对这类问题的关注和阅读的需求。后来连书名都初步拟定了，快进入印制阶段了，但我还是觉得暂缓出版为佳。最后我选定了北京大学出版社，这首先是因为该出版社有周雁翎博士和姚成龙先生这样敬业的策划者和编辑，他们实在属于我这些年来在国内出版界遇到的极罕见的一类。我跟他们说，如果我这本书的编辑和印刷品质能够达到我前一本由他们出版的《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12月出版，随后被2005年首卷《中国学术年鉴》评为该年度的优秀著作）的水平，我就很开心了——那是我海内外诸多的中文出版物里最令我满意的一本，尽管它并没有为我带来很多其他的东西。
2006年年首 初稿于海天一色之半岛
2007年10月 定稿于秋高云淡之大都
中国经济再崛起
——国际比较的视野
本书目录：
序 言
一 中国经济历史性的再崛起及其薄弱部位
二 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
三 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危机（1997—1998）的政治社会学观察
四 印度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五 中国内地迄今为什么没能出现大企业家？
六 为什么我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
七 中国的“三无”问题与防范发展中的“拉丁美洲化”
八 施行“良治”的三个关键政策
九 全球化时代的行政透明与公众参与
十 快速发展的大国如何建立应对突发事态的机制？
十一 当中国学生遇上西方概念：误解的三个根源
本书内容简介：
直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中国的经济总量都一直大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号经济大国；而对于中国经济最近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际和国内都称之为“中国经济再崛起”。
近年来， “中国经济再崛起”成为中国经济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本书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原因、动力，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并对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展望和预测，分析和评论其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本书视野广阔，占有材料丰富，说理透彻，文笔生动流畅，可读性极强，适合于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
作者简介：
丁学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美国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历年来先后工作于哈佛大学本科生学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目前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术顾问。
丁学良于2004年12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掀起关于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讨论的热潮；2005年10月因发表“五个论”（即“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而引起媒体如潮水般的评论，引发对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和道德的怀疑与评价、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地位的激烈反思与争论。
过去十多年里，丁学良在环太平洋诸国家和地区从事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虽去国经年，仍持中国护照，屡遭不便和歧视，不忍放弃，希冀有朝一日能执教于祖国最好的大学，纵论天下兴亡之道。
除此之外，他也经常应约在海外主要中文报刊上就重大的国际局势变化和中国的战略处境发表评论。
他喜爱红酒、绿茶、古典音乐和经典电影。但他心仪的，还是在中国的大学讲坛上作公开演说。
本书精彩片断：
·过去二十五年里，国际数据显示中国的GDP年均增长近百分之九，这是有记载的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大经济实体增速保持在如此持续的高水平上。
·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外最多使用的说法是“中国的崛起”。但本书强调，把中国过去二十五年中取得的成就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更加准确。因为直到187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都是世界第一。
·一位英国记者根据Maddison的著名经济史料评论道：“两千年前，中国经济总产值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一千年前，它仍然接近世界的四分之一；到了1820年，中国的GDP已经上升到全球的三分之一。不过，最近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失常，落在了欧洲的后面……1973年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只占世界的不到百分之五。公元1年，中国的年人均收入已经为四百五十美元（按1990年物价标准）；1950年，中国的年人均收入水平与两千年前相近，为四百三十九美元。不过，中国从1980年代初开始突然醒悟，迅速赶上来，它目前的GDP占世界总数的近百分之十五。”
·本书提示国人：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的再崛起还只是经济上的，而不是全面的。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不仅给人类提供最多的产品，而且同时为世界提供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艺术、生活方式和语言。从这个角度看，从近代到如今，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都还远未达到历史上中华文明所达到的全球相对高度，不具有那个时代的整体文明投射力。本书以此为背景，以全球化为框架，讨论中国历史性再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本书相关信息：
书 名：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的视野
作 者：丁学良 著
出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策 划：周雁翎
责任编辑：姚成龙
出版时间：2007年11月
开 本：16开
印 张：17.5
字 数：26万
书 号：ISBN 978-7-301-13095-7/C·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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